文｜李德南

阅读莫华杰的长篇小说新作《特殊使命》让我觉得有些意外，甚至是吃惊。他之前创作的两部代表性作品《春潮》和《世界微尘里》都以个人经验作为写作中心，主要写莫华杰切身的生活经历，自传色彩鲜明。在《特殊使命》当中，莫华杰却完全越过了个人熟悉的生活经验领域，进入到历史领域，写的是革命历史题材。这种写作领域的转换，是非常大的，很少青年作家会作这样的尝试。让我感到意外、吃惊的地方还在于，《特殊使命》虽然写的是很多人已颇为熟悉的革命历史题材，但是依然能够写出新意，并且整部作品的完成度非常高。

《特殊使命》 莫华杰著 花城出版社 2024年3月

《特殊使命》写的是东江纵队香港大营救的历史。这个题材因为重要，相关的史料和研究已较为充分，相关的文学作品也已经有不少。陈启文的《东江纵队》和伍福生的《大营救》就都是关于这个题材的——他们采用的是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的写作形式。在这个背景下，莫华杰还能写出新意，殊为不易。

《特殊使命》的新意，体现在几个方面。其一是他在小说中同时引入了两种话语：革命历史话语和江湖话语。小说中的蔡雨来、蔡雅来等人，都是非常典型的革命者。尤其是蔡雨来，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革命爱国人士。小说中的陈浩三等人，则出身于市井，有混帮派的经历。小说的主线，是写陈浩三等人掩护蔡雨来等人离开香港的过程。这些不同的人物身上，凝聚了两种不同的话语。在革命者这一边，相关的叙事话语是雅正的，有宏大叙事色彩；在陈浩三等人这一边，相关的叙事话语则是带有野性的，有民间叙事色彩。小说中的江湖话语，一方面承接了《林海雪原》等革命历史传奇的话语传统，另一方面又很吻合当下读者的阅读期待。革命历史话语保证了叙事的原则高度，江湖话语则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。它们在小说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，又不让人觉得突兀，相得益彰。

《特殊使命》的新意，也体现在小说的具体写法上。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，《特殊使命》对史料的消化和吸纳处理得很好。近年来，有不少历史题材的作品普遍存在一个问题：对史料的消化不够，很多史料在作品中是以硬块的形式存在，史料甚至成为推动作品运转的基本形式。大量史料的堆积，极大地损害了历史题材作品的可读性。尤其是对长篇小说来说，这是大忌，会让人觉得所读的并不是已完成的作品，而只是作家的草稿。在《特殊使命》中，莫华杰却非常注重克服诸如此类的问题。他尽量较少采取史料的直接运用，即使运用，也充分地消化，让史料和叙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，有如盐融化在水当中。

莫华杰还注意从当下的读者的期待视野出发，融入了悬疑、谍战等元素。这实际上也是一次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两相融合的试验。莫华杰在《特殊使命》中尤其重视通俗文学的趣味性，借鉴了悬疑、谍战作品的叙事方式，试图借此提升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。他的这些意图，在《特殊使命》中也得到了较好的实现。

莫华杰在《特殊使命》中也不忽视严肃文学层面的探索。在蔡雨来、蔡雅来等人之外，日本军官小野吉男也是这部小说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。在写到小野吉男时，《特殊使命》一开始就写他对战争的厌倦——往后追溯，重视写厌倦是如何产生的；往前推进，则写厌倦是如何左右小野吉男的行动。作为小说中出场较早的人物，过早地透露小野吉男的这种厌倦，等于是放弃了人物性格起承转合的常见展现方式，而是走一种更有难度的表达路径，要求写作者有扎实的写作功力。这样的探索和尝试，在通俗文学中相对少见，在严肃文学作品中则较为常见。同时从蔡雨来、陈浩三、小野吉男等人的视角入手，写他们对战争的经历和反思，则有助于实现对战争进行多维的、深层的反思和展现，也有助于在揭示战争的残酷无情之外，让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、不同身份的人都能对野蛮和作恶心态警惕。

总体而言，《特殊使命》是一部作品界面非常友好的小说。它的文学性很强，完成度很高。这部小说，不但有人物，而且能写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。甚至，小说中有的人物的性格是有变化发展的——比如陈浩三。此外，它有精彩的故事，也有曲折的情节，叙事引人入胜。不同的细节和场景之间，亦有许多呼应。对于一部意在引入悬疑、谍战等元素的小说而言，《特殊使命》中还有较多的风景描写。其中的风景描写，有的起到了烘托氛围的作用，有的则是必要的闲笔，让小说读者在紧张、刺激之外，能有所舒缓。这些风景描写，也是作家本人用心书写的体现之一。

如今，小说，甚至广义的文学，都存在着危机。危机和媒体的变化有较大的关系。新媒体的兴起让视听文明成了时代主要的表达形式，电影、电视和短视频吸纳了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注意力，阅读小说的人似乎越来越少。如何保持不俗的文学质地，又可能获得较多读者的关注，是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莫华杰在《特殊使命》中的种种尝试也颇为值得重视。

（作者为广州市文创院文学评论家）